面對“推動大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融入新型城鎮化、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一重要命題,云南大學“融榮與共”鄉村振興調研服務團三年來深入福貢、瀘水、蘭坪、會澤、大關等地安置區,以“融榮與共”為主題,在基層探索中梳理出一套被稱為“云南智慧”的易地搬遷后續扶持經驗。
從基層出發:以社會關切驅動田野調查,從社區實踐提煉云南智慧
“融榮與共”鄉村振興調研服務團自2022年以來,以問卷調查、多點民族志跟蹤等方式,走訪36個社區11個遷出村,形成了120萬字的田野筆記與調研報告。三年間,調研團隊提出了一個核心觀察:“搬遷社區,正在成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發展單元。”他們歸納出社區發展的三個關鍵支點——微生計、微組織、微治理,并將這類從基層日常中自然生長出的在地經驗,稱為“云南智慧”:一是微生計,通過以弱勞動力為對象的小型加工點、公益性崗位、農事協作等形式,為社區提供穩定可持續的就業支點;二是微組織,以勞務經紀人公司、飛地企業等為平臺,推動搬遷社區融入更廣闊的要素流通網絡,形成組織性對接外部的能力;三是微治理,以紅色物業、老年互助小組、紅白理事會等為代表的基層組織載體,有效提升了社區自我管理能力和情感黏性。
從最初依靠政策資源“輸血”,到如今嘗試構建“自我循環”“自我服務”的造血機制,不少社區已開始走出依賴思維,主動尋找自己的內生發展方式。
在田野扎根:以微小需求建立幸福單元,從資源共建推動融榮與共
調研團隊在多地搬遷社區觀察到,許多有效路徑正是從群眾最基本的生活訴求中生發出來的。圍繞“服務有空白、資源被閑置、群眾難參與”的典型困境,云南各地搬遷社區從實際出發,通過內向轉化社區治理資源、外向聯動農村發展資源、縱向創新地方文化資源,逐步構建起了“最小幸福單元”式的集體經濟模式與生計支持體系。
在治理資源轉化方面,瀘水市同心社區面對“物業費收取難、物業服務不到位”的治理困局,通過黨建引領與居民自治結合,創設“紅色物業”制度,由社區全資控股物業公司,提供便民服務的同時,承接周邊街道業務、開發就業崗位、積累社區資產。昭通市靖安新區福興社區則圍繞安置區群眾紅白事的廣泛需求,成立紅白理事會,通過平價婚喪服務創設社區經營實體,并將資產規劃用于未來的愛心餐廳與臨時救助儲備項目。福貢縣澤福社區創辦“勞務經紀人公司”,由經驗務工者組成陪同服務鏈條,引導搬遷勞動力安心、有序轉移,提升就業安全感與經濟組織度。
團隊認為,這些實踐正是在構建以需求導向、治理聯動、服務反哺為特色的社區集體經濟路徑。
在外部資源聯動方面,一是多地推動“城鄉公交全通”,方便搬遷群眾的社區生活與返鄉生產。二是多地實踐“活態集市”,帶動農村生產、社區銷售和城市消費多環節協同。三是以“飛地經濟”探尋城鄉要素融合路徑。利用周邊農村土地資源,昭通靖安新區支持搬遷群眾發展特色產業,會澤鐘屏街道七大社區聯合打造文旅飛地小鎮,怒江同心社區與對方村共建社區企業,建立“3241”聯農惠農利益分配機制,實現組織共建、土地共享、收益共贏,重塑城鄉協同關系。
在文化資源創新層面,針對留守群體與民族手藝人的在地就業需求,多地社區正通過激活本地民族技藝、延伸文化產業鏈條,探索出一條文化資本驅動的經濟發展路徑。福貢縣通過政策引導設立民族服飾合作社,如“技橋合作社”“紗蘭顏工藝品公司”,而瀘水市秤桿鄉恩感思落社區附近建成的臘娜瓦底民族文化產業園結合地方民族文化,融合發展服飾、餐飲、住宿、服務等多種產業,強化了文化與消費場景的內嵌式轉化,進一步拓展了文化資源轉化空間。
調研團隊認為,這類以文化為紐帶的路徑不僅打破“園區用工高門檻”限制,精準調動少數民族搬遷群體的文化勞動價值,推動其向本地特色建設者轉型,還解決了縣域旅游的同質化困境,為地方打造差異化景區提供素材基礎。
向時代作答:把三年青春寫進基層答卷,把實踐智慧化為制度力量
“融榮與共”鄉村振興調研服務團以青年視角洞察社區實踐,以挺膺擔當攻克發展命題,解碼搬遷社區如何從資源空轉走向機制激活,從外部依賴走向內生重塑,從生計焦慮走向生活參與,逐步提出了以“微生計—微組織—微治理”為支點的系列策略。在三年的調研過程中,團隊不僅將不同社區的有效做法加以梳理總結,還通過座談、推介、匯報等多種形式,在社區之間播撒經驗、在政策系統中回傳信號,推動各地經驗網絡從“點上開花”走向“制度落地”。
一些社區借鑒他地“紅色物業”經驗,推動治理革新;一些社區學習“活態集市”做法,探索活態經濟;還有多個社區通過“飛地合作”,逐步形成資源共建、利益共享的聯動機制。“紅色物業”“活態集市”“微型加工點”等關鍵詞,如今已經出現在多個縣市的政策文件中,有的地方以感謝信的方式肯定經驗推廣對破解發展瓶頸的現實價值。
未來,他們將繼續扎根田野、觀察制度、參與實踐,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廣闊天地中,把“融榮與共”的理念,化作“與群眾共成長、與時代共向前”的堅定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