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桂北，微光和煦，喀斯特峰林間涌動著連綿的綠意。2026年1月9日，廣西師范大學語繪鄉(xiāng)韻實踐隊一行5人奔赴廣西桂林市荔浦市馬嶺鎮(zhèn)初級中學，開展為“鄉(xiāng)村英語教學與壯鄉(xiāng)文化傳承”專題調研。實踐隊以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文化基地考察為主要形式，聚焦鄉(xiāng)鎮(zhèn)壯族學生的民族文化認知現狀與英語教學融合路徑，力求在田野中觸摸真實，在對話中理解需求，以青年之力探索“文化傳承+語言教學”雙向賦能的新可能。

　　從問卷到對話，從課堂到基地

　　抵達馬嶺鎮(zhèn)中學的第一時間，我們便迅速投入工作。作為負責問卷發(fā)放與英語教師訪談的隊員，我深知手中這30份問卷的分量。問卷面向七至九年級壯族學生發(fā)放，樣本年級分布為七年級40%、八年級35%、九年級25%，涵蓋學習動機、文化認知、融合意愿等多個維度。發(fā)放過程中，我蹲在教室后排的課桌旁，輕聲向孩子們解釋每一道題的含義。起初，有些孩子攥著筆不敢落字，我便說：“這不是考試，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選。”一個七年級的女孩在“你是否參加過壯族文化活動”一欄畫了勾，又怯生生地補了一句：“三月三的時候，我和奶奶一起做過五色糯米飯。”她的眼神里閃著小小的驕傲。

　　問卷回收后，數據逐漸勾勒出這群孩子的文化認知圖景。他們對三月三歌節(jié)、長鼓舞等集體節(jié)慶活動認知度高達70%以上，51%的學生表示經常參與民族文化活動;然而，壯錦紋樣認知度僅7%，壯族服飾認知度僅9%，能夠流暢表達民族文化內涵的學生僅有11%。53%的學生積極支持“文化+英語”課堂融合，最期待的內容是壯族歌舞(80%)，最喜歡的形式是動手實踐(51%)。這些數字告訴我：孩子們不是不愛自己的文化，而是缺少深入理解與系統(tǒng)表達的路徑。

　　訪談中的困惑，基地里的靜默

　　與此同時，我對學校一位英語教師進行了約50分鐘的深度訪談。訪談圍繞“民族文化進課堂”的核心問題展開。這位教師坦言，自己曾嘗試在課堂上介紹壯族傳統(tǒng)節(jié)日，但因缺乏雙語教學資源，只能口頭翻譯幾句便匆匆?guī)н^。“我也想帶著學生用英語講劉三姐的故事，但教材上沒有，考試不考，自己翻譯又怕出錯。”她的困惑，是整個訪談中反復出現的主題。錄音轉寫后，這份訪談實錄長達3100余字，成為我們后續(xù)行動方案的重要依據。

　　調研期間，我們還有幸與王校長進行了深入交談。他沒有講述宏大的教育理想，只是平靜地說起學校這些年的變化：教學樓翻新了，但英語師資依然緊缺;孩子們越來越活潑了，但留守的比例仍然很高。談到教師的壓力時，他頓了頓：“我們的老師，很多都是外地的，來了又走，留下的那幾位，是真的把這里當成了家。”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理解了“堅守”二字的重量——它不是激昂的口號，而是一個人在平凡歲月里日復一日的選擇。

　　在學校的民族文化基地，我們看到了陳列整齊的團扇與繡球。團扇的扇面上繪著壯鄉(xiāng)的梯田與銅鼓，繡球的彩帶在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王校長告訴我們，這些作品都出自學生之手。我站在展柜前看了很久，腦海里浮現出問卷上那些關于壯錦紋樣、壯族服飾的低認知數據。孩子們會做繡球，卻不認識繡球上紋樣的名字;他們親手繪制團扇，卻不知道如何向別人介紹這份手藝。文化就在他們指尖，卻尚未被語言照亮。

　　實踐體悟：被看見的與被點燃的

　　一次短短的調研，讓我對“社會實踐”四個字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出發(fā)前，我以為我們是帶著知識和技術去“賦能”的一方;離開時，我才發(fā)現真正被賦能的，是我們自己。

　　負責問卷發(fā)放的那個上午，我蹲在七年級教室門口，一個女孩交完問卷后小聲問我：“姐姐，學好英語真的能去外面的世界嗎?”我愣了一下，說：“能。”她笑了笑，跑回了座位。那個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后來在整理數據時，我看到開放題里很多孩子寫著同樣的話：“我想學好英語，去大城市讀書”“我想帶家人去旅游”“我想讓更多人知道壯族”。他們的夢想樸素而具體，像山間細流，安靜卻從不干涸。

　　與英語教師的那次訪談，也讓我對“鄉(xiāng)鎮(zhèn)教師”這一群體有了新的認知。她不是沒有理想，只是理想在現實中一次次妥協;她不是不愿意改變，只是改變的成本需要一個人獨自承擔。訪談結束時，她對我們說：“你們能來調研，我就覺得那些嘗試不是一廂情愿。”這句話，我記了很久。

　　斷裂與重建：田野饋贈的答案

　　本次調研系統(tǒng)梳理了馬嶺鎮(zhèn)中學壯族學生英語學習的核心障礙——詞匯記憶困難、口語表達恐懼、教材內容與生活經驗脫節(jié)。同時，首次以學生畫作為媒介，采集壯鄉(xiāng)文化視覺素材50余幅，為后續(xù)民族文化雙語讀本開發(fā)儲備了珍貴的一手資源。

　　對隊員而言，這是一次走出“書本邏輯”、進入“田野邏輯”的認知斷裂與重建。我們不再輕言“改變鄉(xiāng)村”，而是學會傾聽、追問、克制判斷。問卷統(tǒng)計、訪談技巧、跨文化翻譯等專業(yè)知識在真實場景中得到檢驗，更重要的，是對“教育公平”一詞有了痛感與體感。

　　我們逐漸明白，社會實踐的意義不在于我們帶去了什么，而在于我們帶回了什么。30份問卷不會自動改變分數，50幅畫作不會一夜成為教材，但至少，這間學校、這六位教師、這群孩子，被看見了。而看見，是改變的開始。

　　種子與遠山：離開是為了歸來

　　離開馬嶺鎮(zhèn)那天，王校長送我們到校門口。他說：“你們明年還來嗎?”我們點頭。

　　兩百公里的奔赴，30份問卷，5位教師的深度訪談，1次與校長的長談，1間陳列著團扇與繡球的文化基地。這些數字拼不出宏大的圖景，卻足以在我們心里種下一顆種子。我們開始明白，社會實踐的意義不在于改變了多少，而在于記住了什么;不在于帶去了什么，而在于帶回了什么。

　　巍巍桂北山，悠悠壯鄉(xiāng)情。廣西師范大學語繪鄉(xiāng)韻實踐隊將帶著這份田野記憶繼續(xù)前行。我們相信，那些在問卷上寫下夢想的孩子，那些在備忘錄里存著翻譯詞條的教師，那些在文化基地靜靜陳列的團扇與繡球，終有一天會被語言照亮，被世界聽見。